這是我其中一份翻譯必修課程的功課。話說當得知要做一份英文篇章翻譯後,我便請教 Facebook 大神提供原文建議,想不到真的有位舊同學向我誠意推介這本由外國人寫戰後香港的 Gweilo(「鬼佬」)。我用僅有的時間快速閱讀了一遍,感覺還不錯的。最終我在平衡過篇幅、劇情張力和功課字數要求之後,選譯了以下的一些章節。做功課的時間比想像中還要漫長,但正當埋頭苦幹之際,卻發現「一條褲製作」劇團的 Gweilo 獨腳戲版本剛好要公演了。雖然看了獨腳戲版後發現故事大綱與選段重疊的地方不多,但整個過程不失為一段奇妙的經歷。
Gweilo 是 Martin Booth 的自傳。隨著父親被英軍調駐來港,Martin Booth 在五十年代初來到這片殖民地異域,適逢這城市起步騰飛發展,不同文化的衝擊見證著 Martin 長大成年。Martin Booth 寫下此回憶錄前,本身已是成名作家,2002 年他腦部確診出現腫瘤,促使他回顧自己的童年往事,以真摯細膩的筆觸寫下 Gweilo,書成後不久,他與世長辭,留下這本備受讚譽的傳記。
「一條褲製作」劇團有關 Gweilo 原著的介紹。
父與子
在四海酒店裏,大家都是萍水相逢的過客。真的說得上是長期住客的,就只有酒店職員、妓女、另一對僑民母子、一位住在走廊盡頭單人房的歐洲男子,和我們兩母子,我們一起渡過了 1952 年的冬天。
爸爸從日本乘坐夏洛特堡號返港過聖誕,他還帶來了禮物回來。我收到一艘電動的玩具木船,還有一艘精美的中國帆船模型,它那人手縫製的風帆和絞盤還可以動的呢。酒店盡力佈置出聖誕氣氛,公共空間放滿了聖誕裝飾,而每個有人入住的房間都會收到高級白蘭地,連我獨住的房間也不例外。除此之外還送上一份美國火雞聖誕大餐,配料有澳洲烤薯、小捲心菜和甘笋。聖誕布丁登場時燒得火熱卻又吃不得,因為廚師不是用白蘭地點火而是用煤油。有一位親切的中國老員工,身兼看更和雜工二職的他雖然不諳英語,但他會到處用英語祝賀大家「『星』誕快樂」。
爸爸回來了,但我並沒有如想像般快樂。爸爸大解慳囊買了禮物,其實只是想換來深深的謝意,但不消多久他又回復了在船上要按捺住的暴躁性子。身為海員的他深知船上只要有一位軍官屁股疼,全體船員也不會好過。
夏洛特堡號回航前一天,我們獲邀登艦享用午餐。我參觀了爸爸的房艙,房內的木器和銅器都刷得亮亮的,爸爸的衣服整齊地放在抽屜內,床鋪亦摺得挺直。我們和總工程師、船長在軍官室共膳,他們兩位的軍服上都掛了金吊穗肩章。午餐的主菜是牛肉咖哩飯,配以一點點炸洋蔥、炸麪包粒、黃瓜片、菠蘿,還有椰絲、葡萄乾、西紅柿粒、芒果酸辣醬、醃菜、印度圓麵包、煎餅。當中孟買鴨最叫我驚訝,原來它不是鴨而是炸魚。用餐後,我們來了一次乏味的艦上參觀。那些艦橋啊、引擎室啊我都早已看過了。
離開操舵室時,爸爸嘀咕着:「可以表現得熱切一點嗎?換着平日老海員可不會帶着你四處參觀。」
我心中自有答案,但當然聰明地按下不表。
當我們乘坐海軍汽艇橫渡維多利亞港返回九龍途中,爸爸坐在我的旁邊。
「你這小鬼就是不懂得感恩,魯莽極了。」他生氣地說。
「現在又出了甚麼事幹?」媽媽想知道發生何事。
爸爸答:「馬丁他搞砸了整個參觀,早知不帶他來了。」
「阿肯,」媽媽答道:「他早在科孚號時就已經見過一切了。如果不是海軍工程師的話,是不會分得出這艘船和那艘船的鍋爐有甚麼分別的,你面對現實吧。」
「科孚號和夏洛特堡號都沒有鍋爐。」爸爸回報後繼續暴怒地說:「簡直不可理喻,那兩艘船可是柴油驅動的!你們倆,捉到鹿卻不脫角,像塊硬繃繃的磚頭紋絲不動,又像隻死豬般不聞不問。」
接下來整天,爸爸都悶悶不語。到了晚上,我又不識趣問媽媽:「為甚麼船上的其他人都有金吊穗而爸爸卻沒有?」該死的是給爸爸聽到了。
「回房裏睡!」爸爸對着我大吼:「快換上睡衣!」
我為自己辯護: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」
「滾蛋!」
我只好走開。
十分鐘後,爸爸走進房間,要我弓着身伏在椅上,再用媽媽的銀色髮刷柄打了我的屁股兩下。
爸爸忿恨地說:「這是你無禮的代價。」我只能拭去眼淚,和用睡衣的袖口擦走鼻水。
我說中爸爸的痛處了。
「急」我一千元!
一月初有天下午,媽媽要帶我到尖沙咀,她想到興隆商店領取早前訂購的紅寶石金吊墜,此外還打算給我買一雙新鞋子。當天寒風刺骨,我得穿上一件厚厚的毛衣。
我們如常在四海酒店對面馬路登上 7 號巴士出發。巴士左轉入彌敦道前最後一次停站,一副被細長骯髒亂的灰髮包圍着的臉孔,浮現在我座位窗前。
我即時便認出了她。她就是那個住在自由道天台木屋的歐洲老婦,那些天台木屋在公寓上搭建,屬臨時性質的棚屋。我經常看見她在旺角街頭蹓躂,到茶樓拾荒,又在攤檔不知是買還是偷生果,還會在最便宜的大排檔吃飯,她在大排檔時會用流利的廣東髒話痛罵坐在附近的搬運工人,滔滔不絕。一眾店東和攤販都會密切監視她的動靜,又用掃帚或棒像對付野貓野狗般驅趕她。我曾見過有一兩位僧人礙於身份而給她憐憫施捨,但除此之外絕大多數人都對她懷有敵意。
巴士開始減速,她從旁邊跑上來,不住敲打巴士車身,嚇得我全身冒汗。老婦人可算是認得我的,她每次在街上看見我都會跑過來,走起來一身臭味,當中夾雜着尿液、汗液、米酒、煙草、鴉片和洋蔥味,有時甚傳來糞便的氣味。我總想逃避她,但她憑藉無人會懂得欣賞的好身手跟着我,大叫「艾力克西!艾力克西!」
巴士停站,她上車後直衝我們母子而來。站在通道上的售票員上前要她買票,她一時向售票員大聲吼叫,一時又喃喃自語,然後卻一肘將他撞倒在座位上。
巴士再次開行,她已站在媽媽旁邊。巴士搖晃,加上酒力發作,她站起來也顯得搖搖晃晃的。
「『急』我一千元!」她伸出骯髒的手要錢。
媽媽望望我,再望向車窗之外的遠方。
她低聲吩咐我:「親愛的,別理她。」
我當然恨不得依着辦,但不消多久這老女人開始認出我了。
「『急』我五百元。」她緊握着手抵着媽媽的下巴。她的指甲都破開了,污垢已經蝕刻進皮膚。她臉上的化妝難看極了:口紅都塗出唇外,面頰又塗上濃濃的胭脂,餘下的位置也是厚厚的妝粉,汗跡為溝,塵垢為壑,花得像一幅地圖。她掮着一個完好的名貴真皮手提包,想必是剛偷到手的了,但她腳上穿的卻只是一雙尋常中式毛拖鞋。
媽媽依然視若無睹。
巴士停了下來。
「『急』我二百元!」老婦人堅持要錢,嗓子也扯高了。
媽媽咬牙切齒地問:「你可不可以走開啊?」車上的本地乘客都好生奇怪,向我們打量起來,媽媽也覺得尷尬了。
「『急』我一百元!」老虔婆始終不肯退讓啊。她的話說得更大聲,也顯得更堅決。
媽媽打開擱在腿上的手提包,解開錢包扣並拿了幾張鈔票出來。老婦人一手抓住鈔票,同時把一小包用粉紅色衛生紙包着的東西扔進手提包裏。當巴士駛到下一個站,老婦人終於下車,用酒鬼那種熟練的醉步,推推撞撞地擠進人群之中,轉眼便消失了。我們一直坐到尖沙咀,走進特卡琴科餐廳。直至媽媽準備結賬的時候,她打開錢包,才在硬幣堆中發現那團紙。媽媽取出來觸摸一番,感受一下才再打開,仔細研究裏面的東西好一會兒,最後又放回錢包裏,才付了賬。
我們到達興隆的時候,正坐在櫃檯處閱報的店主陳先生起來迎接媽媽,又給我們每人各倒了一杯可樂,然後取出了媽媽訂購的紅寶石玫瑰金吊墜,嘴裏卻嘖嘖作響,很是不屑。要調出玫瑰金的顏色需要摻入大量的銅,而中國人喜歡黃澄澄的 24K 千足金,則未免太像贗品了。
陳先生把吊墜連同項鍊放進織錦小袋子的時候,媽媽從錢包裏掏出那包粉紅色小東西,放在櫃檯上。
「陳先生,這是甚麼東西?」媽媽問完不忘提醒一句:「這可能只是一件假貨。」
陳先生從那包小東西中夾出一顆無色的石子,放在玻璃櫃面上,用指尖來回推動它。然後陳先生用鑷子夾起石子,拿到檯燈的燈泡前照了又照,把它放到絲絨首飾盤上。
他說:「是一顆優質鑽石。有些微破損,不嚴重。或者可以切割成三、四粒美麗的寶石。戒指給您造一隻如何?」
「那會有多大?」媽媽想問問看。
「大約會有兩卡半。」陳先生回答。
媽媽沉默了好一會,才問:「那會值多少錢?」
「破損。」陳先生又再說了一遍。「但大概也值五千元。」
媽媽瞪眼望着陳先生。按當時的匯率折算,那是差不多 312 英鎊。
九龍女皇
在之後的兩個星期,媽媽每天都在同一時間乘坐同一輛巴士,如能再遇上老婦人的話便原物歸還,或者應她要求奉上五百元,媽媽最多只能給這麼多了,但始終再沒有見過她。那顆鑽石倒真的裁切成三顆小鑽石,媽媽還按照陳先生的建議,把那三顆鑽石鑲進了一隻戒指上。
而我,其實可以告訴媽媽老婦人的下落,但我生怕媽媽知道我經常出沒在那些髒亂不堪的地方的話,我一定從此不能自由地四處蹓躂。
街上的中國人都稱那位老太婆作「九龍女皇」。我漸漸地得知她的前塵往事,雖然那可能只是大家想當然而成的故事,但相信雖不中亦不遠矣。
老太婆本是白軍的人,她的丈夫是一位高階軍官,甚至有可能是一位貴族。十月革命爆發時,丈夫被殺,她跟隨失勢的白軍向東逃難,輾轉到了上海定居,靠當花魁和鋼琴教師維生。後來她當了一位不知是中國黑幫人物還是地主的情婦。故事到這裏開始眾說紛紜,大概因為那是出於虛構的浪漫情節吧,只能說她過了一段安穩日子。當戰禍再次降臨,她沿岸南下,來到香港時已是三十多歲了。她租住了一個單位,省吃儉用的話生活應該還不錯,而她也再次教起琴來。但不久之前她開始縱情煙酒,自此慢慢淪為乞丐。
她現在已失去姿色,再也沒有穩定的謀生本錢——其實她是否有過呢?
有時候,她會帶着一些首飾、寶石,以至金幣,在旺角、油麻地一帶的當舖出沒,這些珍品多數來自沙俄。她租住的單位曾多次遭人爆竊,住處被徹底搜掠,她自己也有一次被搜遍了,但就算賊人連單位內牆都敲破,仍是一無所獲。老婦人顯然把寶藏放在其他地方了,賊人於是開始跟縱她,但她也很機靈,這是長年徘徊於生死邊緣所訓練出來的避險意識。大家只能猜想,老婦人會不定期在九龍後面的山麓消失數個小時,大概與這有關。
老婦人在日本佔領香港期間的遭遇一直成謎,那些在港蒙難的人從未見過她。有人猜想當時她逃到中立的澳門,也有人認為她當時得到日本人「照顧」,但按道理不太可能,因為 1941 年香港淪陷時她已經芳華不再。又有人猜想她為日本官員經營妓院,但實際上當時那些官員可以隨時在街上擄走婦女,根本用不着開妓院。
在之後的日子,她逐漸變得精神萎靡,加上受鴉片毒害,她開始自稱是逃過處決的沙俄安娜塔西亞公主,只是沒有人相信她。現在她仍會一身珠光寶氣外出,只是次數減少了。本地人只有繼續忍受她在街上咆哮、滿口粗言和傳出的惡臭。
在媽媽不情願當了「九龍女皇」觀眾之後的個多兩個月,我在一條死巷又被這位老太婆截住了。她慢慢向我走近,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,像在摸着石頭渡河似的。與此同時,她一直在低聲嘀咕。直至距離不足兩碼的時候,在這條叫人窒息的後巷裏我終於嗅到她的一身臭味。她停了下來仔細地打量着我。
她用英語問:「艾力克西,你為甚麼要逃跑呢?」
我回答:「我不是艾力克西。」
她對着我笑了笑,露出一排灰色的牙齒。曾有一刻,她衰老的臉上閃現出昔日定必擁有過的芳容。
她預言說:「終有一天你會登基成為沙皇。」
我不停朝她身旁張望,看看能否逃走。她也朝肩膊的方向望了望。
「他們來了嗎?」
我搖搖頭,害怕得不得了。
她的食指在我眼前游離,用告誡的口吻問:「如果他們來到,你會通知我的,是嗎?」
我點點頭,但根本搞不清到底是誰會來:是賊,是兵,還是荔枝角瘋人院的人呢……
她漫無目的指向天說:「我『豬』在這裡。」在我來得及反應前,她已走上前輕撫我的頭髮。然後她在我身旁走過,破爛的衣衫擦過了我的臉。我拔足狂奔回四海酒店,媽媽造夢也想不到,下午只過了一半我便已經洗了澡,還把頭髮洗了兩遍。那些中國人撫摸我的金髮討個好意頭是一回事,至少他們是乾淨的;但她摸我的頭卻完全是另一回事啊。
約一星期後,我加入一班中國小孩的行列,用鐵路路軌拾回來的碎石擲向她。既然她把我弄髒了,我亦絕不會對她手下留情。
(插圖、文章小標題由譯者所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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