德國足球聯盟（DFL）在七月尾開始草擬議案，希望通過禁止作客球迷進場、取消企位、禁酒等一系列措施，爭取在九月開始的2020/21新球季逐步放寬球迷入場限制。德國衛生部長Jens Spahn本來都稱讚這個主意，但很快又在Twitter 表示現階段不宜冒險。現在只能確定，在10月31日之前德國足球聯賽都要繼續在“Geisterspiel”的環境下進行。
球賽短期內仍然未能有門票收入，球會自然叫苦；同一時間在歐洲的另一端，英甲、英乙（英格蘭第三、四級聯賽）已表決通過引入球員薪酬上限制度，而這是一個在德國足壇才剛開始多人提及的念頭。
在大球會苦尋節流辦法的同時，來自草根階層的球會、球迷勢力亦蠢蠢欲動，希望藉疫症大洗牌的機會整頓球壇，尋求更公平、更能持續發展的遊戲規則。
應急措施引發的聯想：球員薪酬設上限？
自德甲因疫症停賽後屢傳財困的史浩克04，在7月的記者會上終於宣佈進一步的節流措施。史浩克04市場總監Alexander Jobst表示：「我們需要節流，在薪酬上我們將要按剎車掣。所帶來的後果是我們將要調整未來三季的目標成績，我們不能預期要踢歐洲賽事了。我們要削減開支預算，球員陣容亦必需要削減，現在公開了這個決定，是希望贏回球迷的信任。」
體育總監約亨舒尼達（Jochen Schneider）在同一場合迴避詳談球會的另一招——球員薪酬上限，其實是會方已決定為新簽入球員訂下年薪250萬歐羅的上限。史浩克的本意並非要改革足球世界，只是他們的經濟狀況在疫症爆發前已經很差，到現在則到了更危急的開頭。
已卸任拜仁慕尼黑會長一職的漢尼斯（Uli Hoeneß）在六月說過：「大家就忘記甚麼薪酬上限吧，根本不可行。」漢尼斯認為球市很快就會重回到疫症爆發前的繁榮日子。但據DFL經理施菲特（Christian Seifert）所講，現任拜仁行政總裁路明尼加（Karl-Heinz Rummenigge）在多年前曾經表態支持引入薪酬上限。
漢尼斯口中「不可行」的球員薪酬上限，在歐洲球壇停賽的兩個月期間不斷有人討論，在德國則更甚——儘管聯賽營銷收入已經有連續15年增長，但短期間的收入減少亦幾乎導致出現破產個案，不禁叫人重新思考起來。
與美國職業運動聯賽的薪酬上限制度作比較
硬工資帽（Hard Cap）
現時全球體壇已有多種薪酬上限的制度正在運作，而美國冰球聯盟（NFL）所行的球員薪酬上限制度就屬於「硬帽」的例子，它主要在於限制球會的整體球員薪酬支出。2020年NFL每隊的薪酬支出上限是2億美元（約等同1億7,000萬歐羅）。而所謂的「軟帽」，是指球隊薪酬開支容許超限，但需要繳交「富人稅」，相關金額會撥歸薪酬支出最低的幾家球會。
但是德甲各隊的薪酬開支差異很大：拜仁慕尼黑一年的薪酬支出達3億1,500 萬歐羅，同期多蒙特的支出是1億3,800萬歐羅，而上季榜尾的柏達邦則只花了800萬歐羅。
軟工資帽（Soft Cap）
再看美國足球大聯盟（MLS）的制度：它們會就球員的平均薪酬提出建議，並容許每隊有最多三位球員的薪酬不計算入全隊總數之內。（以北美足壇的情況來看，它們現在仍需要用相對高得多的年薪吸引一些歐洲球星越洋加盟，增加球隊實力之餘亦提升了整個聯盟的叫座力）但這個制度同時有限制薪酬佔收入百分比的上限。以MLS來說，相關的比例是在每季開鑼前經由球會班主與球員工會代表協商得出。
德甲現時的情況是：拜仁全年收入7億5,000萬歐羅，薪酬約等如收入的42%，史浩克年收2億7,500萬歐羅，薪酬比例亦達35%。柏達邦是31%（收入2,700萬歐羅），百分比會比多蒙特還要高，弗賴堡在這裡則追上了拜仁，同樣花了42%在球員人工上（收入9,600萬歐羅）。
Sport1有評論文章認為，假設相關比例訂在30%左右，大球會仍然可以大灑金錢，但金額會相對比以前的小，球會亦因為量入而出確保有更穩健的財政狀況，不過大球會是否會支持則是另一回事了。
施菲特：一切還看歐盟
施菲特接受《法蘭克福彙報》查詢時有這樣的回答：「如果可以為管理層的薪酬設上限，那麼要為經理人和球員的薪金設限都是可行的。」但施菲特同時又補充一切要取決於歐盟，只有當歐盟在法理上創造出可行性，才可以為各大聯賽提供劃一的解決方案。
若論球員薪酬開支的每年金額，拜仁放在全歐洲亦只能排第五，處於巴塞隆拿（5億2,900萬歐羅）、皇家馬德里（4 億3,100 萬）、巴黎聖日耳門（3億3,700萬）、曼聯（3億3,400萬）之後。
從另一方向推動的變革
（如果用英超與德甲2019/20球季的全球轉播收益估計數字作比較，可見英超各隊的電視收益分佈相對較平均，但拜仁 [估計€113M] 只是僅僅高於英超尾四的阿士東維拉）
德國球會層面一直研究球員薪酬上限制度的同時，基層球會和球迷組織亦正在蘊釀推動重大變革。
2020年7月31日，德乙球會聖保利（St. Pauli）在DFL召開大會前發出公開信要求改革，內容包括更公平分配電視轉播收益和提升球迷的參與程度。聖保利在信中提及「這些結構性的問題並非由疫情引發，只是疫情令問題更見明顯，德國職業足壇需要改革。」
聖保利在這份聲明中提出了以下幾點建議：
- 更平均地分配聯賽收益，令聯賽更具吸引力。
- 管制支出。
- 獎勵履行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的管理層，與此同時懲處逃避責任的管理層。
- 球會必需要公開在經濟、生態、社會等層面所帶來影響的「收支報表」。
- 調整發牌流程，評核時須考慮上述提出的準則。
- 在「50+1政策」之下，各隊分配收入時會先以它們的球會架構作考慮條件。
- 更全面地調節球會收入，增加青訓在眾多考慮條件中的比重。
- 設立由球迷組成的顧問委員會。當DFL要處理與球迷有關的事務時，須諮詢球迷顧問委員會的意見。
與此同時，超過 2,500 家球迷會與超過13,000位人士參加了由”Unser Fußball”計劃（Our Football）發起的聯署要求足壇推動改革。Unser Fußball現正逐家拍門，向球會提交聯署表達意願。聯署的內容大致上是要求推行大規模改革，營造更有吸引力的聯賽，而建議中的細節則包括了重整電視轉播費的分配、在國內都引入財政公平競技政策、為投資者的權限訂立更清晰的指引，長遠推動體壇以至社會上的平權與多元化。
不少人都認為疫症過後德國足壇已不能再用過往的模式營運下去，想法不是沒有，更有部分是長久以來已有的念頭。但到底會不會踏出變革的第一步、會發展出怎樣的新模式，大家還得拭目以待。
參考資料：
[1] Sport Bild (01/07/2020)
[2] Süddeutsche Zeitung (29/06/2020)
[3] SPORT1 (20/05/2020)
[4] kicker (22/3/2020)
[5] FC St.Pauli (31/07/2020)
[6] Unser Fußball
（本文所有統計數字皆直接取自參考文章，原文提及的英鎊金額則根據市價轉換成歐羅的約數以便比較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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